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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相亲时代:7分的人认为自己8分想找9分

  • 发表日期:2017-09-22 23:38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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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  平均算下来,每一分钟里,国内有22对新人拿着户口本民政局,进入婚姻生活;同时,8对夫妻在另外一个窗口签下离婚协议。

     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字,中国的结婚率和离婚率曲线渐渐逼近一个闭合的大于号。婚姻的围墙之外,还有2亿单身者。

      袁圆和刘英莲属于2亿人的“解救者”,她们一位供职于首都主打“高学历、高收入、高颜值”的相亲机构;一位在闽南老城区做了53年免费业余红娘,号称介绍成功4000多对,是新中国相亲史的活化石。

      2亿人及其背后的家庭组成相亲“擂台”,知乎上“你相亲遇到过哪些奇葩事”有900万人关注;《中国式相亲》节目首播就获得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二,仅次于《快乐大本营》,第二期马上拿下第一,等到第三期网络点击量已经超过2亿;而相亲网站的巨头之一百合网,尽管经历了风雨,如今的市值也有64亿元。

      人们自古爱情,却未必认同相亲,但“相亲”这种步入婚姻的前奏自西周以来从未有过休止符。古老的它,如今在现代生活中滋生出迥异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。它流传至今,并且毫无疑问,还将继续流传下去。

      “男人需要女人才会完美。”袁圆从亚当夏娃说起,她是相遇未名咨询有限公司的红娘主管和首席情感专家,见识过人性的善良也目睹了很多,她没精确计算过,但“应该见过1000个相亲故事”。

      有人想找三观正的,有人要五官正的;有固定资产5000万元的“高富帅”非要找资产上亿或部级领导的女儿;有看着朴实的大姐非要找吴的外表、贺涵的内在,还要车技好、英语流利、家装有品位、会聊天,“我说的话不能掉在地上”。

      二环边的这间办公室上空漂浮着密集的求偶信息,七夕当天深夜,一位女士坐在私密的房间里,红娘正在了解她的需求。这些房间以“”“北大”“”“剑桥”命名,当这位求偶者选择“包成功”服务时,3万元随着pos机“吱吱”的声音划走,她将不断被介绍认识男士,直到结婚为止。

      袁圆把客户分成很多类:有的是眼高手低型,挑剔,择偶要求高;有的是大忙人,所有时间用来打拼事业;有的工作圈子窄,资源少;有的曾经谈了场不合适的恋爱,耽误了青春;还有人花心,兜兜转转,一不小心就到了适婚年龄;也有因为性格、房子、两人背后的家庭、性生活不和谐等等因素离婚的人士。

      “就跟企业融资一样,有的自己就可以融到,有的需要财务顾问。”一位观望红娘业务的金融从业者说。

      “怎么和看文件选基金选包包一样的感觉,机械化,条件匹配的审视,难道大龄一点就要到这步田地吗?”有人对条条框框的个人信息和明码标价的择偶要求表达不满,说相亲的过程像招商。

      创始人范阳君发现客户的分布很有意思,国内名校毕业,就业集中选择在金融和IT行业,收入显著高,“反观哈佛大学刚毕业的,做什么都有。”

      这些人中,“7分的人认为自己8分,想找9分的。”他们一方面期望对方有不错的客观条件,另一方面又希望对方不看重自己的客观条件。学者也研究过这种现象,从个人层面来说,这反映了安全感的缺失,既希望自己少奋斗、多享受,同时又害怕别人“惦记”自己的财物,用心不纯。当这种个人层面的焦虑成为一种风潮时,恐怕就要从宏观层面进行解释了。

      在一项调查中,当下中国青年群体希望自己在34岁时可以达到事业的成功,获得最理想的经济收入。按照这个年龄计算,一个硕士工作9年之后就要达到“人生巅峰”。希望更快获得更多财富成为中国青年的集体焦虑,并且毫无保留地投射在婚恋问题上。

      面对无力招架的焦虑,相当一部分人群只能用物质寻求安全感,降低恐慌。袁圆的客户中,一位在有五六套房子的女孩哭着对她说“就想要找富二代”。她没谈过恋爱,是亲戚几家孩子里最优秀的,“别人都在看着我呢,找不好他们会瞧不起,找个差的就吃亏了。”有位女客户羡慕身边的闺蜜,这个找了个官二代,那个找了位斯坦福博士。红娘对她说,“她们是她们,你是你。”

      经过观察和统计,袁圆的女客户最看重对方职位、前途、收入、房、车、户口,年收入30万元在这个生态圈里算“挺一般的”;有房有车的话“四五十万元也不错”;七八十万元才能归为“收入高”。

      在72岁的红娘刘英莲眼里,这算得上“天文数字”了。闽南老城中,考察单身青年物质牢靠性的指标之一,是父母是否都有退休金,只有一个人有也不好找。

      “以前是找人过日子,现在是找房子找车子过日子。”有个小青年请刘英莲介绍对象,她说这个女的有点丑,男方不乐意了,她又说对方挺有钱,男的马上表示“可以见见”。

      “这种人我就不想给他介绍。”刘英莲在当地一个工艺美术厂工作了一辈子,是一种刺绣的非物质遗产传人,没出过远门,保持着朴素和传统的价值观。

      她说现在司机和厨师最不好找对象,“以前车少,人家都不会开车,开车的很好呀,现在说开车是;以前嫁个厨师挺好的,会煮饭给自己吃,现在嫌弃厨师身上有味道。”人们现在喜欢找的是“干部、老师、办厂的、开店的”。

      都市里的青年通过转移注意力缓解孤独,买玩偶、做陶艺、认真上每一节私教课,精细计算每种食物的热量,热衷于跑步。有人说,科学研究表明,每个初夏的傍晚踏着风慢跑分泌的多巴胺相当于谈了一场微型恋爱。

      积攒了整整一个夏天多巴胺的很多单身人士在夏天走的时候,迎来了一场大型失恋。下半年的日子不好过,国庆节、中秋节、光棍节、圣诞节,每个节日都是孤单的双倍放大,只能小心翼翼地祈求在地铁上不被玫瑰花的刺扎到。

      “许多单身人士进入30岁的后期时,难免会开始反思,为什么自己没有找一个伴侣安定下来,如果现在他们选择结婚,是否会过得更开心。即便是最成功和最自信的单身男女,也会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。”埃里克·克里南伯格在著作《单身社会》里说。还有一些人抱着复杂的心态来找红娘,他们管相亲叫广结。

     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反复,在回答“男士在相亲时最看重女士什么”这个问题时,袁圆把最终答案敲定为“年龄”,排在“颜值”的前面。

      “奶茶要是三十几岁,刘强东可能就不会娶她。三十多岁谈恋爱味道不一样。”袁圆坐在私密的房间里,坦诚地说,“不过颜值即,有的男客户说 ‘30岁以上千万不要给我推,别给我困难户’,但发了照片,长得好看他也能接受。不过即便特别好看,年龄到了35岁以上,也悬,生育是个问题。”

      单身就意味着35岁之后,很多女士每晚入睡时都能听到耳旁生物钟的滴答作响,提醒着她们,能孕育自己孩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。

      倒计时在父母的耳边加倍放大,许多中国父母希望孩子在读书时不要早恋,工作后能立马结婚生娃。课堂上没人教他们如何爱与被爱,仿佛王子和公主是命中注定。一位事业有成的女强人在找袁圆时紧张得直搓裙角。谈起事业她眉飞色舞,但与男士沟通常常说一些打击人的话。她穿着套装,头发包在脑后,“显得太老了”,袁圆她戴眼镜,化点妆。

      “很多人缺乏爱的能力,也不懂得爱,带着小女孩的幻想去相亲。”袁圆说。这些人向往着浪漫主义的爱情,就像爱情有一种救世的力量,是通往实现等一切的途径。

      某互联网平台基于5万用户的《中国人婚恋态度调查报告》结果显示,七成网友后悔结婚。“结婚又不是赶集,结得越快,婚后会后悔的几率也就越大。”认识一个月之内就结婚的人中,三成“经常后悔”,远远高出了其他人。

      “我还没嫁出去,我不少同学都已经将人生过出了好几部电视剧的量了:裸婚、斗小三、离婚、再嫁、生小孩、生二孩。”有网友在知乎上评论。

      适婚青年的父辈大多习惯在年轻时结婚,而才是终止婚姻的唯一方式。在他们眼中,单身被视为自恋、社会崩坏以及公共生活锐减的现象。

      过年前后,刘英莲所在的城市迎来相亲热潮。当地星巴克的店员,常有七八个人一起涌进店里,那是家人带着儿女来相亲的,如果聊得好,过一会儿大人会走,儿女可以继续聊;聊得不好,就一拍两散,“非常现实”。

      陈柏安又一次为了女儿的事来找刘英莲。他的女儿33岁了,刘英莲给她介绍了10年,没成功。“我们会催啊,女儿不是很着急。她要对方有房子、有工作、会赚钱,不能比我们家差。”陈柏安有时想想,女儿的要求也有道理,“多赚钱就少矛盾,家里出矛盾都是经济矛盾,没有钱就会因为这个吵。”

      还有的母亲想到女儿28岁还没出嫁就哭,女儿没有归宿,自己去世了也不安生。刘英莲帮这家人的女儿说了媒,妈妈高兴得一把抱住了瘦弱的她。

      学者把这个现象归咎于不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,让父母对自己以及子女未来的生活充满担忧,对将来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充满恐惧,这就促使他们在婚姻市场上寻求“攀高枝”的可能。

      陈柏安和爱人的结识也是通过相亲,那个年代,头次见面往往到介绍人家里或是女方家里,媒人两边问,相处好了就去电影院公园,“以前要自行车,现在要汽车,水涨船高,都是一样的。”

      现在女儿和人相处,先加微信,“还是面对面接触比较好,微信里哪句话你讲的我不爱听,就直接拜拜了,微信好像谈判,当面讲还能解释。”在现代人的线上聊天语境下,男士第一句发“我可以认识你吗”或者“你在干吗”可能会被认为是无趣和愚蠢的体现。

      见面也有讲究,袁圆常常客户第一次见面约在红娘的办公室,“请吃饭会有很多问题,有对男女彼此挺相中,男生执意带女生去吃火锅,席间谈的都是股票投资,吃完男生自己打个滴滴走了,女生就觉得男的太不懂事,太了。”

      有的男士请女士吃饭,没看上,觉得花钱太多,亏了;也有人觉得花几千元能跟共进晚餐也值;女士说随便吃一个,有的男士觉得她没品位,吃个贵的,又觉得她。

      “有特别漂亮的姑娘,第一次见面就在商场里买买买,男的乐意为她买单。女生待人接物让人舒服,长得又好看,情商又高,不会给人压力,男的特别容易为这种女生当备胎。有个北大男孩,做金融的,长期给人当备胎,以为我在你身后等着就有机会。”

      刘英莲有8本“花名册”,翻得快散架了,用透明胶粘上。里面记录着单身男女的基本信息,女的6本,男的2本。这还只是最近这些年的“存货”,以前都用脑子记。有些对终身伴侣的要求简化成一串数字和几个汉字,写在刘英莲某张病历单的背面,夹在本子里,形成时间的褶皱。

      刚开始记录时,她每年能介绍成功四五十对,到了去年只成功了7对,今年到目前为止才说成2对,越来越难。

      “人家的眼睛跟我不一样了,我看着配的不一定能成,看着不搭的倒成了。”刘英莲的搭配原则很简单,高的配高的,矮的配矮的,美的配美的,丑的配丑的。

      本子上最小的是1995年出生的,也有75岁的老人想找个伴儿。有的写明自己有正式编制,有的是共享单车采购员。有人要求对方不要太胖,有人点名姓何的不要,有人专门要属羊或者属鼠。

      “现在的人太挑了”。刘英莲19岁时第一次给人介绍对象,那是她新婚第二年,在厂里正洗头发,碰到同事在一旁洗衣服。她跟他开玩笑说,“你去找个人就不用自己洗衣服了。”对方也开玩笑“那你给我找一个啊”。

      回家正好遇到租户的女儿,约出两人,没想到半年就成了,生了两个女儿,赚了很多钱,直到现在还会提着人参来看她。

      那是上世纪60年代,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使年轻多没能谈恋爱,考虑“个人问题”会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和意志的衰退。

     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沛东在研究这段历史时,发现当时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为引人关注,以至于连中央也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“红娘”。

      正是这种被拖延后的恋爱与婚姻生活,使得这一代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急切与焦虑。1970年知青回城大潮中,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这波大潮冲成碎片,西双版纳农场5天内有3000对知青夫妇集体离婚。1980年《新婚姻法》颁布后,中国出现第一次离婚潮;1978年以来中国的离婚率一直处于明显的上升态势。

      那个年代,刘英莲善于劝服别人。有个离婚带着女儿的女士来找她,刘英莲给介绍了一个,女人嫌男的太瘦,穿衣服难看,刘英莲说“你去照顾他,他就胖了,你多买几件好的衣服给他”。她觉得这个男的老实,可信,一直给女方留着。刘英莲问孩子爱吃什么,孩子说爱吃泡泡糖,她就让男方买了5包,叫一声“爸爸”就给泡泡糖吃。

      后来两人成了,女儿一直叫他爸爸。女儿出嫁时,继父给了她车子房子。这个故事一直被刘英莲当作撮合好事的典范。

      作家野夫曾用“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”来形容上世纪十年代为黄金时代。“那段时光留在每个过来底里的,是久紧复苏的浪漫人性和绝美的纯情。”

      1979年,中国观众在一本叫做《大众电影》的封面上第一次公开看见拥吻剧照,转年《庐山恋》就出现了中国影史第一吻,女主角张瑜在男主角郭凯敏脸颊上蜻蜓点水般的吻,掀起了全国青年男女模仿的大热潮。

      那时,每到春节,刘英莲狭窄的单位宿舍总是站满了请她说媒的人,宿舍堆着杂物,电扇也只能放在床脚,两个人进来,另外两个人就得出去。她不收钱,说话也实在,人们乐意找她。

      前不久当地的报道了她的故事,有人寻着找到她工作的那间小屋子,她心里很怕,“我不敢乱介绍,他说自己是好的,里面是坏的,装在肚子里,谁知道。要是不好了,到这边闹一下,我的脸要丢到哪里去。”

      她倾向于相信那些跟随父母来相亲的孩子。《中国式相亲》的90后女嘉宾石榴分享自己的体验:“婚姻是一场双向选择,面对将自己物化的人,我们一直有说‘不’,我们这代的择偶标准是性格、学识、理想、颜值,是否趣味相投。上代人选儿媳女婿的标准,大概就是姑娘得能干活守妇道,小伙得有车有房有责任感,两代人婚恋的冲突一直都在,而且 99%都不在节目里,而是在生活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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